公務員約束不應被人為抬高

　　最近，由公務員公車改革所引起的話題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公車改革本來和公務員工資改革一樣，是國家遵循新《公務員法》所采取的一項正常的行政改革，其目的和出發(fā)點也很明確，就是為了防止“公車私用”的大量存在，減少行政成本和公務員內(nèi)部“搭便車”行為。 >但現(xiàn)在它卻被批評為“是對老百姓的‘財政勒索’”，是一條“公車腐敗的濫權鏈條”，是一項“越改越荒謬的改革”等等。

　　“公務員最接近國家權力這一資源，容易產(chǎn)生腐敗”的觀點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我以為，在對一項改革的實施背景和實施條件缺乏了解的情況下泛泛評論并不足取，更不應人為地抬高公務員的社會約束。

　　政府出臺任何一項政策都有具體指向性，雖然政府和企事業(yè)單位及其他社會組織一樣，也是一個特定的社會團體，也有自身的利益，但政府畢竟是社會公眾的代表機構，我們固然要對任何權力部門足夠警惕，但公允地講，說政府出臺一項政策拍拍腦袋就為自己服務也是不客觀的。

　　公車改革根本目的正是為了防止機關的公車濫用行為，降低行政成本。采取貨幣化公車改革的購車補貼，則是根據(jù)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工作質(zhì)量所采取的適當補償，個人購買的車輛因工作而使用的數(shù)量多，補貼就相應增多，用于工作目的的數(shù)量少，補貼就相應減少，并不是所謂的“購車款來源于不濫用公車的獎勵”。因此，如果公車改革有助于減少機關的“搭便車”行為，降低日常工作用車開支，就可以說這項政策基本上達到了最初的目的。

　　其次，公車改革中用于補貼的資金來自于財政，而且經(jīng)過嚴格的財政預算。在北京，從2004年開始，根據(jù)《北京市預算監(jiān)督條例》，任何政府部門的每筆財政資金申請，都會受到一個獨立的財政預算評價中心審評，這個中心根據(jù)申請理由和項目市場價格對財政資金申請進行評價，不合理的預算和申請將被終止，并追究當事人責任。因此，車輛補貼并不是隨便就能拿到，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根據(jù)實際用車量適當發(fā)放；

　　第三，公車改革只是在部分單位實行，并不具有普遍性。例如在相當數(shù)量的具有執(zhí)法權的行政執(zhí)法局，由于日常檢查和執(zhí)法行為較多，用車量較大，就沒有實行公車改革。因為用車量大就意味著補貼額度會很高，行政用車成本反而會有上升的可能，從財政上來說，負擔將會增加。另外，由于日常執(zhí)法大多為集體行動，并伴有罰沒行為，所使用的車輛多為中型車和大型車。如果實行車改，公務員個人一般都會選擇小轎車，這與日常工作性質(zhì)不符。因此在北京，公車改革至少從目前來說只是在小范圍的機關內(nèi)實行。

　　事實上，在北京，隨著2004年《關于清理整頓機關津貼、補貼、獎金，規(guī)范公務員收入的通知》的下發(fā)，公務員的待遇已經(jīng)失去了太多的吸引力。以一名碩士畢業(yè)生（副主任科員）為例，工資規(guī)范后，他在第一年試用期的工資是1900多元，轉(zhuǎn)正后所能拿到的工資不超過3000元；對一名博士畢業(yè)生（主任科員）來說，月薪也超不過3500元。更多普通辦事員、科員和學歷較低的公務員，工資甚至更低。原來可能存在的其他津貼和補貼，則因為規(guī)范而取消。再加上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大多數(shù)公務員要憑借這樣的工資水平去自己尋找住所。好一些的單位能夠提供宿舍，絕大多數(shù)則需要選擇租房。若扣除房租和日常生活開支，所得收入就所剩無幾，在北京，基本只能夠勉強維持生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在一次采訪中談及中國公務員的待遇問題時說，公務員的合理待遇是“使他們能夠保持起碼的生活尊嚴”。我不敢貿(mào)然對劉教授“保持起碼的生活尊嚴”進行定義，但顯然，對占全部公務員數(shù)量80%以上的普通公務員來說，他們的正常收入難以達到這個標準。從這種層面來說，公車改革在現(xiàn)實中也只是針對那些具有較高級別的、能夠使用公車的小部分人群，一般公務員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普通公務員和從事其他職業(yè)的社會成員一樣，同樣是“賣力領薪”一族，他們不應承擔腐敗分子的罵名，不應該被人為抬高約束。本來應當對所有社會成員一致的社會規(guī)則，也不應成為單單束在他們頭上的“緊箍咒”。畢竟，他們同那些腐敗官員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與后者有職位的落差、待遇的落差、與國家權力資源接近距離的落差，更有人格品質(zhì)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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